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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斌      

——从物种灭绝模型审视企业失败的普遍性

我们都知道,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讲述生物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被淘汰的,同时也讲述了留下来的物种为何会取得成功。达尔文指出,生物总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从而变得更加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然而尽管如此,厄运最终还是会降临,许多物种仍然会惨遭淘汰,面临灭绝,即使是那些适应外部环境的生物物种也无法逃脱“失败定律”:地球上99.99%的已知物种已经灭绝了。

物种是如此,作为类生物体的企业更是如此:失败极具普遍性。但是,企业成功学却仍然一味执着于所谓的成功。其实,大多数的成功多半是无稽之谈,甚至是一种误导。它们似乎对失败视而不见。在讲述“企业失败学”的论著中,我注意到了保罗·奥默罗德。奥默罗德是英国经济学家。但他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忧郁科学”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达尔文经济学》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企业的失败定律,我称之为“企业灭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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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亿年前,地球上的生物物种以迅猛的形态纷纷诞生,被史蒂芬·古尔德称为“寒武纪大爆发”。在此之前,生命在很长时间都以最简单、最低等的形式存在。随着奇迹般的演变,揭开人类进化的帷幕。与此类似,在1900年前后,大批新兴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从那时开始到20世纪初期,被奥默罗德称为“爱德华大爆发”时期。福特、西门子、宝洁、通用汽车以及皇家壳牌纷纷崛起,进入世界工业巨擘之列。但更多的企业如昙花一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在1919年公布的100强公司名单中,只有2/3的公司仍然幸存于1979年的百强排行榜上,并且这种变化在之后的排名中依然不断进行着。在这60年中,至少有216家企业先后上过美国100强的公司排行榜。在这些被淘汰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的巨头公司。它们管理规模曾经相当庞大,共享资源曾经相当广阔。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保持长期成功的经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企业必须在市场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运营管理。最终,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做到勇于创新,善于调整步伐以适应外界变化的环境,它们的经营不仅是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成功实现价值。但是,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大多数公司还是以失败告终。

企业失败的层面如此之高,表明公司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会面临破产倒闭。许多优秀的公司前一年还存在,而后一年就衰败乃至消失了。这也让《基业长青》、《追求卓越》的作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些作者在他们书中所提到的公司,在经营后期都无法保持辉煌业绩,取得最终胜利。他们显然只看到了企业的成功,而忽视了公司失败的普遍性。

不仅管理学忽视公司失败的普遍性,经济学也同样如此。经济学致力于寻找平衡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研究领域中静态系统缺乏连续性与变化性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涉及有关失败的概念。相反,他们不停地强调公司应该如何从诸多方案中选择出最优的决策来取得成功。结果造成的错误不计其数。因此,有人给出了经济学的全新定义:“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所犯的具体错误,而宏观经济学所要证明的是经济学家们从总体上都是错误的。”

在现实社会中,公司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而面临失败。某些原因是许多公司需要共同面对的,例如经济衰退导致销售额下跌;但某些原因可能是个别公司需要面对的,例如因为遇到更加强劲的竞争对手而丧失销售额。然而,导致公司最本质原因则是资金的流失。公司没有足够的收益来支付成本消耗,又不能通过乞求、借款、偷窃等行为取得资金,以致公司最终破产倒闭。

许多大公司都会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试图获得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以此减少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但尽管如此,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此外,公司的决策者最不确定的就是如何改变商品价格,竞争者和消费者们会做出何种反应。企业在研究自身产品需求时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是非常普遍的。通用汽车的一位高管就曾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顾客可能会喜欢尼桑车型的外观和它的强大动力。

尽管20世纪后半叶,航空旅客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但是2001年和2002年这两年的亏损却远远超过了从1955年到2000年期间航空产业所获得的所有利润。这些亏损几乎都是由外部环境的突然改变引发的。在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公司面临破产或者已经倒闭了。这说明外部环境的突然改变可以导致一家运营良好的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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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经营一家企业并不像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么容易。试图了解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不确定因素、辨别主要的竞争对手、确定产品需求曲线以及价格策略对于本公司及主要竞争对手的影响、认识广告和促销的效果、解决各分店产品分配问题保证购买数量,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越多,可能犯的错误也越多,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企业的经营过程中需要面对复杂且繁琐的状态,也同样并非像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么简单。在面临极其复杂且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采用最简单的规则去引导行为是相当明智的选择。企业永远都无法控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笼罩着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帷幕不是柔软的面纱而是一层铁窗,令人无法窥探,即使利用先进的当代科学知识也无法参透其中。因此,一个企业在任何时间,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可能面临失败的威胁。

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确定任何结果。很多人认为,只要对过去的数据进行相对全面的收集以及综合的分析整理,我们就可以相对全面地认识这些数据将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但是更深层面的、潜在的原因决定了我们并没有能力去准确地预测和控制变化的结果。在消费者、企业、政府之间,在合同中,双方的目的和意图是清楚的,但是这些数以千万计的独立个体的决定,却一直持续地影响着彼此,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即使所有的数据和信息都已经存在于一个特殊的背景中,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人类具有目的性的行为和能力与生物学中任意进化演变的过程大相径庭。在这两个事物中,无论是人类的策略还是物种的进化,都充满了广泛的失败性。人们带着目标和意图去实施的各种活动并不一定都能取得成功。对此,读一读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很有益处的。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中,麦克白的结局揭示了不确定性的处处存在。麦克白杀掉国王邓肯时,相信这么做会让他生活得更好,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计划。但从长期来看,这并没有使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反而使他变得众叛亲离并最终走向灭亡。麦克白的实际结局和他预先所设想好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已经扩大到让麦克白远远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

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中,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路过迦太基和女王蒂朵产生了爱情。蒂朵提议埃涅阿斯在迦太基定居下来,由她和埃涅阿斯共同统治。可是,众神之首朱庇特提醒埃涅阿斯必须离开迦太基继续前进。当蒂朵发现埃涅阿斯已经离开时,她为自己筑葬台,发出了著名的诅咒,使迦太基人永远反对特洛伊人,接着她以刀自尽。假如埃涅阿斯预先知道自己将会经历这么多挫折,那么结局自然也就大不相同了。

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当中,很多作品都遵循一个直接而基本的原则,即主人公是以人的特质而非神的特质存在的。他们更加贴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类的性格特点,会犯错误,会缺乏判断力,并且这种错误可能导致足以影响他们一生的灾难性后果。主人公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切都难以改变。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反衬出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而不确定性对伟大的文学作品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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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进步是逐渐发生的,低效率的会被淘汰,而最有效率的一定会生存下来,但有效率的也有可能会被淘汰。因为生物进化的案例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点,繁荣兴旺的物种恰巧是随机演化过程导致了其繁荣兴旺。并且,在未来某一阶段,它们也将灭亡,即使是最适应环境者也可能会被淘汰。

生物物种本身,即相似的个体的集合,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不同类型的生物之间会相互争夺同一组资源的使用权。例如,食草动物可能会吃草,但如果草的供应有限,那么某种草食动物生存上的胜利就是以另一种食草动物饿死为代价的。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肉食动物之间,它们彼此竞争某种猎物,优胜劣汰。然而,与此同时,物种之间也明显存在合作共生的状态,比如危险的野猫会让鸟儿吃掉它们身上的跳蚤和虱子。一个非常善于捕食猎物的大型猫科动物会导致贪吃的猎物很快灭绝,但相应地,它自己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彼此依赖共生的现象。最终,物种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你死我活的生存大战中,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彼此依赖,以确保生存。

在商业世界中,同时存在竞争和合作,这跟生物界有着极其相似之处。经济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部分都彼此相连,积极的能量贯穿于许多这样的连接中。因此,一个公司越成功,与它有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也越兴旺。还有一些连接却携带消极能量,在企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企业是以牺牲别的企业为代价的。理解一个公司的最佳方式是理解种种联系与行为模式。

达尔文的理论通常被看作是关于生存而不是灭绝的理论。“适者生存”不再被局限于生物学领域,它已经成为一个在语言中被广泛使用的短语。进化理论显然包含不同类型的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发展。进化发生在每一个层面的生命个体上,从最低端的细菌到最复杂的人类。没有哪个后代完全是其祖先的克隆产物,由基因突变引起的、有时只是经过许多世代之后才能被发觉的、细微的差别造就了后代生物体。

一个基因成功进入一个群体的平均概率(生物学的术语叫“适应”)非常低,不论是无性繁殖还是有性繁殖,一个种群发生突变的情况都是如此。例如,这些突变本身可能无法适应种群,因为它的适应性总体水平很低,所以它通过群体传播的机会就会很小。甚至一个高水平的适应性本身也不是一种成功的保证,因为它可能会发生在一个正好处在更高适应水平上的群体中。所以,大多数的突变、大多数的创新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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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但那些有利于提高生存机会的变化相比之下会持续更久,并被传递给后代。在生物界,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向日葵已经逐步进化到使它们的花盘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移动和旋转的地步。那些可以旋转的向日葵比缺少这种特性的向日葵更有可能生存下去。进化随机发生的事实可能暗示我们不能把握历史上的任何规律。将生物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进化过程,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稳定与变化、平衡与失调的混合体。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对达尔文的原始观点逐步演化发展的最关键方法,并且这个进展已经被实证化和理论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进化的速度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相对缓慢、稳定的变化周期似乎夹杂着巨大的变化,史蒂芬·古尔德将这个理论命名为“间断平衡”。进化的速度在亿万年的漫长过程中,慢到不可察觉。从最基本的单细胞生命开始,到更高级形式的生命,发生这一切的时间跨度超过数十亿年而不是几亿年。然而,很突然的,在生物界相当于一眨眼的功夫,许多新的生命形态突然出现,同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灭绝了。

事实上,有记载的物种灭绝随时间变化首先呈现出来的图像不是有规律的,而是缺乏明显波动规律周期的不规则性。伴随着不同的生命形态的爆炸式发展,大约5亿年前物种灭绝的比例特别高,但数据没有明显的规律,没有明显的规律表明大灭绝率以数百万年的间隔定期出现。从本质上讲,高灭绝率周期更有可能紧接着一个同样的高灭绝率周期,低灭绝率周期也更有可能紧接着一个同样低灭绝率的周期。我们观察到的任何给定规模下的物种灭绝的频率以规模平方的速度下降。灭绝率的规模越大,它发生的概率就越小,物种灭绝的频率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减小。

破产倒闭是企业显著而普遍的特性。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的活跃的公司会倒闭,但有时候几乎没有公司倒闭;另外一些时候,在某个特定的类别中在一年内有超过25%的公司倒闭,偶尔还会出现高于60%的峰值,具有非常高的消亡率。在1912年和1995年之间有超过50年没有公司倒闭,在1912年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中没有公司倒闭,但在1968年这一年倒闭的公司最多。这也说明,灭绝的数量或比率越高,出现的频率就越低。

物种灭绝对于生物物种来说是非常普遍的,就像公司倒闭一样。然而,公司中的人们能够考虑战略,他们能够做出影响公司生存能力的决策,但即便如此,公司的倒闭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物种灭绝源于生物系统的内在特性,但通过外部冲击得以增强。我们很难透过不确定性来看到未来,无论多么仔细的研究和计划,今天的决策带来的后果经常出人意料。即使在简单明了的情况下,也经常潜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说明了目的和结果是不一样的。公司用所有的时间来努力实现对它们有利的结果,但是它们常常失败而后倒闭。奥默罗德的企业灭绝模型真的是太“忧郁”了,然而却是一个定律。这对于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长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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