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建保障房,才能让政府在住房问题上职能回归

近日,多地公布“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规划。《上海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将新增供应保障性产权住房约23万套。广州提出,到2025年,全面完成66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广西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新建保障性安居工程39.42万套,建设面积达3028万平方米,包括公共租赁住房6.26万套、棚户区改造33.16万套,且年均发放租赁补贴规模保持在8万户左右。

这就对了,也是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职能回归。要知道,从政府的职能定位来看,更多的应当是公共利益保障、公益事业发展、社会稳定维护,而不是围绕城市建设,大搞“土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也要通过公共财政职能、金融手段以及政策导向,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利用土地搞什么经营城市建设、大搞房地产开发。否则,就会利远大于弊,会让政府职能出现异化,最终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居民生活带来伤害。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介入、过深介入,实际已经让政府职能扭曲,让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房价的过快上涨,地价的过度增值,以及政府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过多,不仅对广大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使多数居民出现了房产消费影响其他方面消费的现象,也让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薪酬分配压力、融资负担压力不断加大,从而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特别是创新,因为运行成本过高、盈利能力过弱,资金需求量过大,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技术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储存,很多原本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出现了技术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高端技术领域鲜有企业进入,带来卡脖子技术很多,供应链体系不完整,产业链体系太低端。产品、服务等都缺乏价值、缺少技术含量。

虽不能说这都是由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却是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暴利,不仅让金融资本、金融资源等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也让产业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最终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格局,当然对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而广大居民面对房价过高问题,又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向企业发难,要求企业增加工资,导致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招工难、薪酬高、负担重的现象。而员工挣到的钱,也是没有选择地被投向了购买住房上,而不是其他消费上。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房贷筹集资金。否则,就没有能力购房,于是,“房奴”又大量出现了。

如果政府能够向市场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房,给广大居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新市民、年轻人提供所需要的住房,那么,对企业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对居民的购房压力也会大大减弱,从而让企业和居民都能安心发展、安心工作、安心生活。而这,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政府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姿态,没有在房地产问题上做更多化解矛盾的作用,而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矛盾、扩大了矛盾、激化了矛盾。

也正因为如此,按照“房住不炒”定位和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手段的要求,地方政府开始逐步转变思路,首先放低了追求“土地财政”目标的要求。尽管仍想着从土地上增加收入,想着用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也不敢再继续抬高地价,而是控制地价、影响房价。更重要的,在中央的要求下,开始重视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保障性租赁房建设,开始把保障性住房纳入到地方的统一规划之中。如深圳提出了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目标。而新加坡模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租赁房占据了住房的80%以上,且以政府提供的租赁房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问题上的矛盾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眼下,一些地方提出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可以认为是地方在住房问题上拿出的比较具体和实在的动作,也是完全符合“房住不炒”定位。关键就在于,地方能否真正职能回归,真正把建设保障性住房、尤其是保障性租赁房建设放到突出位置,推出更多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广大居民,真正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和服务功能,而不是通过房地产与民争利,通过房地产让居民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只有政府定位正确、职能不错位、服务功能不缺失,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住房问题才不会成为居民的心头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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